大多数中国人活得这么辛苦的原因是什么？

来源：明眼说事

我在前年曾经写过一篇推文，叫《有一只手，正试图将大多人锁死在社会低阶层》。在文中我提到，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将大多数人囊括进去，通过算法让大多数人，几乎不可能实现阶层和财富的跃升。

当时感叹，在阶层跃升通道收窄，生活成本上升的当下，个人是聪慧或者愚蠢，是勤劳亦或懒惰，是乐观亦或悲观，是内卷亦或躺平，都不是上升的决定因素；而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实现阶层跃升的因素恰恰不是个人所能掌控的。

这是一种个人之于社会的无奈，渺小且悲凉。我曾一度将那只手简化为“社会利益的分配机制问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认知似乎有所长进。并且试图用这篇短文笼统的描绘这只手的大概轮廓。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活得这么辛苦？

因为中国人当下正遭受着双重成本转嫁，即欧美国家对中国做的外部性（横向）成本转嫁，及中国上层对底层内部性（纵向）成本转嫁。

而上文提到的那只手，就是基于双重成本转嫁对底层构建的制度性困局。

Part 01-壹

欧美主导的外部性成本转嫁困局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属于典型的产业经济型国家。但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产业型经济体却处于生态位的底端，支付高昂的生产成本，收益却远低于金融资本型国家。

国家尚且如此，本国民众的艰辛可想而知。

况且，美国可以将风险转嫁别国，以保障本国居民的福利。而中国没法将风险对外转嫁，就只能将风险对内消化，而承受经济危机痛苦的群体，恰恰又是最底层的劳苦大众。

我们先交代一下外部成本转嫁的背景。

西方通过殖民主义获得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并先后成为工业化国家。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逐渐去殖民化。

去殖民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殖民区民众难以忍受粗暴的殖民掠夺，民族意识崛起，反抗日益激烈；二是德国、美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在这种直接殖民模式下分利太少，不满情绪严重；三是各宗主国日益感到直接殖民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收益日益下降。

随即西方国家让渡治理权承认被殖民地国家主权独立，降低治理成本；并通过相对温和且隐晦的经济殖民，确保受益增长。

二战后，西方国家逐渐将本国产业中那些成本高、收益低、资源消耗大、对环境破坏力强的板块对外进行转移。

一并转移的是国内日趋紧张的劳工与资本矛盾。被转移的国家在承接了产业转移后，在享受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必定需要承担社会矛盾激化的代价。

伴随转移输出的还有对应的产业资本以及衍生的金融资本。在美苏冷战落幕后，全球化经济体系逐渐形成。

全球化的表象是资本与产业的最佳配置，一定时期内，产业型国家能够获得相对的成本优势，但全球化真正获益的是掌握资本的核心国家，因为资本可以流动，可以随时调转方向，寻找成本洼地，掠取高额利润；而产业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小，产业国家注定处于被动地位，当收益不断下降后，积累的社会矛盾则一定会爆发。

因此，全球化的本质是，收益由少数人占有，成本却转移给大多数人。这也是西方世界既定的规则，即全球20%的人，占据全球80%的财富。

当西方实体产业大量外移，并且稳定获取高额的利润后，产业资本则必定异化为金融资本。美国及英国则率先步入了以第三产业为主的金融型经济国家，金融资本异常发达。

金融资本的三大特性为“流动性”、“集中性”、“短期性”，西方国家在获取产业收益的同时，还可以利用金融资本获取超高的投资收益，甚至放弃产业收益，将金融收益最大化。

核心国家最大限度的占有了收益，与收益相匹配的成本则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成本逐渐沉淀在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上，当资本短期内集中进入时，则出现该国经济的大通胀，一旦资本抽离，则该国经济旋即出现大通缩。

当下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的货币结算币种，在货币结算体系中占比在70%左右。美国利用其美元霸权，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增发货币以缓解自身的日趋高企的债务危机，通过币缘战略将过量的美元注入能源和生活品上，促使全球性通胀的蔓延；用周期性的紧缩银根，促使美元回流，造成美元控制区内主权国家资本流动性下降，为金融资本收割该区域实体创造条件。

中国目前属于产业型经济体，有着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产业体系和生产能力，但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阶段，却身处收益曲线的低点。

Part 02-贰

内部成本向下转嫁的困局

中国在90年代，逐步承接了西方产业转移。一并转移的还有劳工和资本的矛盾，因为中国在产业生产中获得的总收益占比较西方更低，所以中国企业对劳动力的压榨更高，这样才勉强保持了价格优势。

而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与资本的矛盾日趋激烈。

普通工薪阶层的报酬长期处于低位，消费力就难以提升，因此我国长期处于内需不足的状态，需求不足制约经济，按理说劳工的话语权应该加重，但很不幸，没有！因为进出口贸易支撑起了经济的增长。

劳动力话语权的丧失，使资本进一步肆无忌惮的对劳动力提出要求，更长的工作时间、更高的技能素养，全自动或半自动化的设备进一步减少岗位，促使员工内卷。

竞争的收益是建立在晋升渠道足够宽敞、高薪岗位日趋增多的基础上的。很不幸，当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提升的同时，社会却没有足够的高薪岗位提供出来。

我们要进行产业升级，提供更多的高薪岗位。这将触及美欧的根本利益，继而发生对中国高端产业的封锁打压。

我们要扩大进出口顺差，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美欧则对中国的全球化贸易进行脱钩；我们要提升劳工福利待遇，美欧则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更低廉的区域进行转移。

这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就业环境，导致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在岗的人员只能拼命内卷，用更高强度的作业换取更低的薪资。

Part 03-叁

民企困局

我们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紧缺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资本相对过剩阶段。

在资本紧缺期，国家极度渴望外资注入，并以极为友好的汇率和税率吸引外资进场。国内新兴的民企在资本调配能力上根本无法与外资相提并论，融资能力弱，生产成本高，收益率低，从而不得不依附于外资。

随着外资的引进，出于国家主权利益考虑，国家的命脉产业如水、电、能源、通讯、高端设备制造等均由国企垄断，准入门槛高。这又客观的压缩了民企的活动空间。

由于内需不足，随即在九十年代形成了以国家为主导的投资型经济，因为是以国债为依托，所以承接的只能是国企，国企占据最优的资源，享受最低的融资政策。而民企在市场经济中占据的收益最少，却提供了最多的就业岗位。

在经济高速发展期所产生的收益分配则是，外资拿大头，国家拿中头，民企拿小头，国民拿零头。而同步产生的风险和成本则是，外资转嫁给国家，国家转嫁给民企，民企转嫁给底层劳工。

这也促使了民企想要做大，就一定会脱实向虚，并且一定要依附于国企（权利资本）和外资（金融资本）。

Part 04-肆

资本过剩困局

随着全球化产能过剩问题的爆发，中国进入了产能、资本双重过剩时期。其中资本过剩问题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尤为严重。

长久以来，以国家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造成了国家负债过高。国家只能通过增发货期对冲负债，用增发的货币去买国债，用未来的过剩来缓解当下的过剩。这是内生性的资本过剩。

中国长期积累的贸易顺差，因为以美元为结算体系，中国的外汇储备越高，则对应的增发更多的本国货币，这是输入型的资本过剩。

而产能过剩又促使了资本流动性日趋集中，集中流入周期短、收益率高的行业。因此大部分资本涌入楼市、股市、期货市场。

楼市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上涨周期与国家货币增发周期几乎一致。因为我国的货币增发是以负债的方式对社会释放，而房地产是最好的负债工具。中国人将房子作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归属地，被视作最重要的家庭财富，当全国人民广泛参与其中时，通胀风险则被一次次向居民转嫁。直到居民的负债率高到不能再增加为止。

当下的股市不提也罢，实体经济低迷到丧失预期，大量资本再股市蒸发及外流。

从楼市、股市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即中国居民的资产配置方式少，投资渠道少，收益保障能力低，整个中产阶层已经存在集体滑落的风险。这也是近年富人阶层出于投资收益最大化以及资产保值的目的而大量移民的原因。

多数人离资本太远，无法享受到资本外溢效应。绝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经济增速，购买力的涨幅远低于物价的涨幅。

在社会福利这一块，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福利保障体系，这也是在经济下行期老百姓安全感不足的重要原因。

Part 05-伍

结语

中国的老百姓生活艰难，体现在方方面，像一张网将老百姓裹挟其中。

从生产端看，是被迫的压缩劳动成本后，收入长期过低。是在工作环境恶化中，随时面临失业风险，在岗时的被动内卷。

从消费端看，是购买力长期不足，是收入越来越难以对冲通胀，生活成本日益加大；

从生产要素端看，是医疗、教育成本不断提升，而对应的回报却逐渐缩小；

从居民财务端看，是负债率奇高，是资产配置保值性低，资产增益的投资渠道少；

从社会福利端看，是社会为老百姓托底的太少，而老百姓要承担的太多。

究其原因，是在这个金融主导日趋严重的社会，财富永远是向上集中，而债务永远向下沉淀，享受收益的人越来越少，而承受代价的人越来越多。